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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務必”與“西柏坡精神”

西柏坡時期,中國共產黨面臨戰爭的最后勝利,將成為執政黨。但此時的毛澤東并沒有陶醉,他深刻地認識到,如何使全黨同志在偉大的勝利面前保持清醒的頭腦,在奪取全國政權后經受住執政的考驗,始終堅持黨的性質和宗旨,防止出現驕傲自滿、貪圖享樂、脫離群眾而導致人亡政息,是我們黨面臨的全新的歷史性課題。毛澤東經過不斷地探索和思考,終于找到了解決這個問題的答案,這就是兩個務必的思想:“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一、兩個務必思想的醞釀和提出

在西柏坡期間,中共中央召開過三次重要會議,我們從中可以進一步了解和認識毛澤東“兩個務必”思想的醞釀和提出的過程。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了第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到會的政治局委員7人,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14人,其他重要與會人員10人。這是自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離延安后的第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也是自抗日戰爭結束以來到會人數最多的一

次中央會議。會議聽取了毛澤東的報告,總結了黨的七大以來的工作,確定了黨的各項工作任務,認真討論了克服各種困難的對策和措施。報告特別強調,全黨全軍要在大發展的情況下,防止驕傲,重視困難,準備克服困難。會后向全黨全軍發出了“我黨我軍仍需穩步前進,不驕不躁,以求全勝”的偉大號召。

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了第二次政治局會議,會上毛澤東作了《目前形勢和黨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務》的長篇

報告,講到警惕被勝利沖昏頭腦問題時,告誡大家:現在是在根本上打倒了蔣介石,至于全部消滅,還得些時間,不能輕敵,不能被勝利沖昏頭腦。被勝利沖昏頭腦,今天更有可能,因為勝利越大,包袱越大,越容易產生驕傲。軍隊、地方都要注意,首先是高級干部應懂得,全國仗打完了,真正要做的事情才開始,也許那時會覺得打仗更容易些,經濟、文化建設任務更難,不可稍有驕傲。毛澤東在總結中說,我們要進城了,應把人民對我們的感謝和資產階級對我們的捧場區別開來,這兩種情況性質不同。鄉村的微生物較少,但到了城市就多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對我們的危險很大。干部應把已得到的功勞丟開,要將已取得的小成績與未來的大任務作比較,應將打地基與蓋房子作比較。完成了全國革命的任務,這是鏟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蓋起房子這個任務要幾十年的工夫。

會議期間,毛澤東已在準備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當時他給與會同志出了一個題目:“進城以后到底怎么辦?”據參加這次會議的薄一波同志回憶,當時談得較多而且較重要的意見有四條,其中兩條的內容與“兩個務必”有關。進城后,要始終保持政治上的清醒,經得起勝利。為了防止居功自傲、貪圖享樂,一定要嚴定制度、嚴明紀律。毛澤東認真聽取了同志們的意見。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會議開得隆重熱烈,大家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之中。但深諳中國國情的毛澤

東預見到:“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

在毛澤東同志看來,奪取全國勝利與建設新中國的任務相比,只不過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這里,毛澤東用“萬里長征”與“第一步”的比喻,較他兩個月前用“蓋房子幾十年”與“打地基三十年”的比喻,在完成新任務的長期性、艱巨性上有了新的發展。他告誡全黨“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

毛澤東還客觀地估計了革命勝利后國內外階級斗爭的新形勢,及時地告誡全黨: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將成為對于無產階級的主要危險,一定要警惕資產階級的侵蝕。為此,毛澤東同志再向全黨敲響警鐘:“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毛澤東把我黨早已形成的優良傳統和作風“謙虛謹慎、不驕不躁”與“艱苦奮斗”二者聯系在一起,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并列提出來,表明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的遠見卓識,反映了繼續保持無產階級政黨革命本色的歷史必然性,具有鮮明的新時代的特征。

會議根據毛澤東要約法幾章的提議明確規定:禁止給黨的領導者祝壽,禁止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業的名字,制止歌功頌德現象。以后又形成六條重要規定:不做壽、不送禮、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稱地名、不把中國人同馬恩列斯平列。

二、兩個務必思想的深刻內涵

在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之際,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向全黨鄭重提出“兩個務必”,是經過了深入思考的。這里面,包含著對我國幾千年歷史上治亂規律的深刻借鑒,包含著對我們黨艱苦奮斗歷程的深刻總結,包含著對勝利了的政黨永葆先進性和純潔性、對即將誕生的人民政權實現長治久安的深刻憂思,也包含著對我們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的深刻認識,思想意義和歷史意義十分深遠。

(一)對我國幾千年歷史治亂規律的深刻借鑒

毛澤東首先借鑒了李自成及其農民起義軍由興而亡的演變和悲劇。1944年3月19日至3月22日,著名的文學家、歷史學家和社會活動家郭沫若,在重慶的《新華日報》上發表了名震華夏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這篇約兩萬字的史論力作中,郭沫若根據確鑿的史實,一方面深刻剖析了明朝滅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內部已腐敗不堪”,另一方面,對于李自成等農民起義軍首領人物的功過始末作了客觀的評價。指出,他們之所以成功,是實行“欲取天下以人心為本”的結果;他們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勝利以后驕傲、腐化從而又失去人心。

遠在陜北延安的毛澤東在收閱《甲申三百年祭》全文以后敏銳地認識到該文對于中國共產黨人的興衰成敗具有既現實又長遠、既鮮明又重大的針對性和指導性,立即指示全黨認真學習,并明確要求:首先是高級領導同志,無論遇到何種有利形勢與實際勝利,無論自己如何功在黨國,德高望重,必須永遠保持清醒與學習的態度,千萬不可沖昏頭腦,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轍。其實,這種因勝利、因形勢大好而驕侈享樂、走向失敗的不只是一個李自成。翻開中國歷史,大勝利帶來大驕傲、大驕傲帶來大失敗的例子屢見不鮮。回顧中國歷史,我們不難發現,無論是農民起義建立的政權,還是封建政權的更迭,歷代封建王朝無一不是開國時期勵精圖治,甚至創造“太平盛世”,但奢靡腐化之風也隨之泛濫盛行,國運由此從鼎盛走向衰亡,形成由盛而衰、始興終亡的“周期律”。1945年7月4日,毛澤東在延安楊家嶺窯洞,與黨外民主人士黃炎培暢談了“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律”和“罪己者興,罪人者亡”的“興亡因果律”。如何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律,從延安到西柏坡,毛澤東一直在深入思考,答案也越來越明晰,這就是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二)對我們黨艱苦卓絕奮斗歷程的深刻總結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善于總結自身經驗并不斷提高進步的政黨“兩個務必”就包含著對我們黨艱苦卓絕奮斗歷程的深刻總結。

1.對我們黨因為驕傲自滿、貪圖享樂而付出慘痛代價所做的深刻總結

1944年4月12日,在《學習和時局》一文中,毛澤東明確提出:“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第次是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那時北伐軍到了武漢,一些同志驕傲起來,自以為了不得,忘記了國民黨將要襲擊我們。結果犯了陳獨秀路線的錯誤,使這次革命歸于失敗。第二次是在一九三○年。紅軍利用蔣馮閻大戰的條件,打了一些勝仗,又有一些同志驕傲起來自以為了不得。結果犯了李立三路線的錯誤,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損失。第三次是在一九三一年。紅軍打破了第三次‘圍剿’,接著全國人民在日本進攻面前發動了轟轟烈烈的抗日運動,又有些同志驕傲起來,自以為了不得。結果犯了嚴重的路線錯誤,使辛苦地聚集起來的革命力量損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在一九三八年。抗戰起來了,統一戰線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驕傲起來,自以為了不得,結果犯了和陳獨秀路線有某些相似的錯誤。這一次,又使得受這些同志的錯誤思想影響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損失。全黨同志對于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以為鑒戒。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

在這段論述中,毛澤東對我黨歷史上幾次較大挫折進行了深刻分析,并且得出結論:驕傲自滿、不求上進、不堅持艱苦奮斗是革命失敗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如果全黨在革命高潮時期,在勝利面前能夠保持清醒的頭腦,能夠謙虛謹慎,那么中國革命就會少走彎路少受損失。矛盾的雙方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勝利的反而就會失敗,驕傲就是兩者轉化的重要條件。毛澤東親身經歷了上述事件,對此有著非同一般的領悟。為了防止歷史重演,為了讓全黨在勝利面前保持清醒的頭腦,毛澤東高瞻遠矚地提出了“兩個務必”。

2.對在長期革命實踐中所形成的謙虛謹慎思想的總結

早在紅軍時期,毛澤東就十分注意培養紅軍干部謙虛謹慎的作風。他經常批評某些官兵打勝仗就驕傲,打敗仗就消極的不良傾向。1937年7月毛澤東在《實踐論》一文中從哲學的高度對謙虛謹慎作了精辟的論述,他指出,知識的問題是一個科學問題,來不得半點的虛偽和驕傲,起決定作用的反而是誠實和謙虛的態度。抗日戰爭爆發后,隨著統一戰線的形成,團結黨外人士投入抗戰成為中共的主要任務。毛澤東把謙虛謹慎確定為處理共產黨與黨外人士關系的指導思想之一。1941年11月6日在《在陜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文中,毛澤東指出:“別人說得對的,我們應該歡迎,并要跟別人的長處學習;別人說得不對,也應該讓別人說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釋。共產黨員決不可自以為是,盛氣凌人,以為自己是什么都好,別人是什么都不好;決不可把自己關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稱王稱霸。”毛澤東謙虛謹慎、虛懷若谷的風范躍然紙上。

當抗戰接近勝利時,黨內驕傲情緒又有所抬頭。1945年4月21日,在《七大工作方針》一文中,毛澤東指出,我們現在還沒有勝利,力量還小,前面還有困難。我們有九十多萬軍隊,但不是集中的、而是被分割的,打麻雀戰;我們根據地有九千多萬人口,但也不是一整塊,也是被分割的;我們的敵人還很強大,有強大的日本帝國主義,還有國民黨,這兩個強大敵人不是一個類型的,一個守著我們的前門,一個守著后門。所以我們必須謹慎謙虛,不要驕傲急躁。要戒驕戒躁。謙虛就不驕,就可以戒驕。從前講“大賈深藏若虛”。做生意的人本錢大他就藏起來,好像沒有一樣。我們也是這樣,我們要保持謙虛。在我們的歷史上也有這樣的教訓,就是大不得,小了就舒舒服服,就沒有事情,一大就脹起來了,腦殼脹得很大,驕傲起來了,心里也躁了、躁得很。急躁和驕傲是連在一起的,驕傲就要急躁,急躁的人沒有不是驕傲的、不謹慎的、粗枝大葉的。我們現在學會了謹慎這一條。我們要英勇奮斗,但又要謙虛謹慎。歷史教訓就是要我們謙虛謹慎。過去有的同志很急躁,希望革命明天就勝利。但是可惜沒有勝利,一拖拖了十年。有了三十萬黨員,幾十萬軍隊,頭大了,急躁起來了,結果只剩了一個陜北。在這么一大段的論述中,毛澤東從敵強我弱的客觀形勢、我黨歷史上的經驗教訓、驕傲與急躁的辯證關系等方面,多角度地論述了保

持謙虛謹慎的必要性與重要性,為七大的勝利召開打下了堅實的思想理論基礎。

1945年4月23日,毛澤東在七大的開幕式上作了題為《兩個中國之命運》的講演:“我們應該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在現時,為著團結全國人民戰勝日本侵略者,在將來,為著團結全國人民建設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只要我們能夠這樣做,只要我們有正確的政策,只要我們一致努力,我們的任務是必能完成的。”毛澤東向全黨發出了謙虛謹慎的號召,把堅持謙虛謹慎確定為徹底打敗日本帝國主義進而建設新中國的重要方針。

在七大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毛澤東對驕傲自大的工作態度進行了尖銳批評,他明確指出:“現在我們有了一百二十多萬黨員,這一回無論如何不要被敵人打散。只要我們能吸取三個時期的經驗,采取謙虛態度,防止驕傲態度,在黨內,和全黨同志更好地團結起來,在黨外,和全國人民更好地團結起來,就可以保證,不但不會被敵人打散,相反地,一定要把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實走狗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消滅掉,并且在消滅他們之后,把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建設起來。”毛澤東再次重申了保持謙虛謹慎的態度才能加強黨內、黨外團結,戰勝敵人的方針,為抗戰指明了方向。

隨著中國革命形勢的不斷發展,毛澤東謙虛謹慎思想不斷成熟,在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成為“兩個務必”的重要內容之一,被提高到事關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戰略高度,這是毛澤東謙虛謹慎思想發展的必然結果。

3.對在長期革命實踐中所形成的艱苦奮斗精神的總結

我黨長期戰斗在物質十分匱乏的偏遠農村,同時處于強大敵人的殘酷圍剿之中。在這種獨特的客觀環境下,黨只有發揚艱苦奮斗的作風才能戰勝一切艱難險阻,將革命引向成功。艱苦奮斗、自力更生的優良作風是毛澤東從井岡山時期開始培育起來的。井岡山根據地地處山區,交通極不發達,經濟落后,群眾生活貧困,紅軍后勤供給十分艱難,毛澤東曾經這樣描述當時的情形:除糧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鹽柴菜錢,還是難乎為繼。……現在全軍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還缺少布。這樣冷了,許多士兵還是穿兩層單衣。面對這種艱苦環境,毛澤東和紅軍指戰員所持的態度是:好在苦慣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樣苦。從軍長到伙夫,除糧食外一律吃五分錢的伙食。發零用錢,兩角即一律兩角,四角即一律四角。

20世紀40年代初,抗戰進入相持階段,抗日根據地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為了打破敵人的封鎖,戰勝經濟困難,黨中央提出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方針。毛澤東身先士卒,帶頭開荒種地和學習紡紗。朱德、周恩來等領導同志也都以身作則,邊區留守兵團各部隊成為大生產運動的主力,尤其是三五九旅把往日野狼成群、荒無人煙的南泥灣變成了“陜北的好江南”。在毛澤東的倡導下,邊區黨和軍民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作風,戰勝了嚴重困難和強大的敵人。

延安時期的毛澤東多次到抗大講課,他講政治、講經濟、講軍事、講歷史,艱苦奮斗是他講得最多的話題之一,使來自大后方抗日根據地的革命青年受到極大的教育與鼓舞。后來,艱苦奮斗成為抗大校訓。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毛澤東深刻闡述了艱苦奮斗的重要性:中國共產黨以自己艱苦奮斗的經歷,以幾十萬英勇黨員和幾萬英勇干部的流血犧牲,在全民族幾萬萬人中間起了偉大的教育作用。……沒有中國共產黨在過去十五年間的艱苦奮斗,挽救新的亡國危險是不可能的。毛澤東把艱苦奮斗作風提高到黨的歷史經驗高度在全黨大力提倡,成為其建黨思想的重要內容之一。革命勝利后,靠什么鞏固政權,靠什么保持無產階級政黨本色,事關黨的生死存亡。毛澤東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艱苦奮斗這一優良傳統和作風,并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向全黨發出了號召。

(三)是對勝利了的政黨永葆先進性和純潔性、對即將誕生的人

民政權實現長治久安的深刻憂思

 

對于一個黨如何永葆先進性和純潔性,如何確保即將誕生的人民政權實現長治久安,毛澤東一直在警告全黨,一直有著憂思。無論是1940年5月31日陳嘉庚提出的憂慮:“延安地瘠人貧,不如重慶物資豐富,共產黨即使想搞腐敗,也沒有條件。如果將來抗戰勝利,打下富庶之地,共產黨能否將現在這種氣象傳襲下去?”,還是1948年1月蔣介石的悲憤:“老實說,在古今中外任何革命黨都沒有像我們今天這樣頹唐腐敗;也沒有像我們今天這樣的沒有精神,沒有紀律,更沒有是非標準。這樣的黨早就應該被消滅、被淘汰了。”都促使毛澤東未雨綢繆,去探索如何讓共產黨人執政以后始終保持清正廉潔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治本色。在七屆二中全會上,他給全黨敲響警鐘,鄭重提出的“兩個務必”,就成為加強黨的作風建設,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一個基本原則。新中國成立后的“三反”“五反”運動,堅決懲處劉青山、張子善,都是在做著“兩個務必”的堅持與努力。毛澤東的“兩個務必”主要是在針對怎樣才能避免重蹈李自成覆轍,怎樣才能跳出歷史周期律,怎樣叫人們引以為戒不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這樣三個“必答題”進行理性思考的基礎上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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