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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柏坡時期統一戰線的偉大實踐:匯聚民心民力

在總結歷史成敗的時候,大家都會說這么一句話:得人心者,得天下。但是靠什么贏得人心呢?中國共產黨在西柏坡時期的歷史告訴我們,靠正確的統一戰線的政策和策略的制訂與實施。正如1947年擔任國民黨東北保安司令長官的杜聿明所說:“人家共產黨自有一套主張,懂得發動民眾,爭取民心。我們懂得什么?還不是大家都想著發財!”

毛澤東在西北野戰軍前委擴大會議上講得更透徹:“如果我們的政策不正確,比如侵犯了中農、中等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民主人士、開明紳士、知識分子,對俘虜處置不當,對地主、富農處置不當,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犯了錯誤,那就是不能勝利,共產黨會由越來越多變成越來越少,蔣介石的孤立會變成國共兩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歡蔣介石,也不喜歡共產黨。這個可能是有的,在理論上不是不存在的。

西柏坡時期,中國共產黨正是通過群眾工作將廣大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緊密團結在自己周圍,贏得人民群眾的認同和支持,匯聚起戰勝國民黨反動派的民心和民力。

一、贏得了農民的支持和認同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中國革命實質上就是農民革命,中國戰爭的實質就是農民的戰爭。可以說誰能得到農民支持,誰就有力量,誰就能勝利,誰就能得天下。對于農民的重要作用,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的口頭政治報告中曾作過精辟的闡述。他說:“中國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農民。忘記了農民,就沒有中國的民主革命;沒有中國的民主革命,也就沒有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也就沒有一切革命。我們馬克思主義的書讀的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農民這兩個字忘記了;這兩個字忘記了,就是讀一百萬冊馬克思主義的書也是沒有用處的,因為你沒有力量”。

很長時間我們存在這樣一種誤解,因為中國共產黨把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作為自己革命(執政)的階級基礎,便以為工人和農民是天生的革命派。其實根據胡繩晚年的分析,即使是工人和農民,也只是“革命的可能的基礎。就階級說,他們是革命的,就具體的人說,它們當中大多數在政治上是處于中間狀態,不可能一開始就都自動跟共產黨走”。因此,實際上也存在爭取的需要。這就需要中國共產黨針對農民階級的實際的特點,來制定政策和策略。

為了徹底解決農民土地問題,中國共產黨于1947年頒布了《中國土地法大綱》,施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到1949年上半年,東北解放區完成土地改革。華北、西北及華東的山東、蘇北的老區、半老區,除一些零星地區外,基本上完成土地改革。“在擁有2.7億人口,面積約230萬平方公里的解放區內,約有1.6億人口的地區完成了土地改革,大約有1億農民分得375億畝土地。”

如果說分地是廣大貧苦農民的迫切要求的話,那么,廢除苛捐雜稅則是包括富裕農民在內的全體農民的迫切愿望。舊中國農民貧苦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苛捐雜稅太多。舊中國的田賦分正賦和附加稅兩部分,是地方財政的主要源泉,所以不僅重,而且越來越重。各級政府的財政收入不夠用,就在正賦之外隨意地增加附加稅,而且附加稅名目繁多,重復征收,甚至預先征收。寅吃卯糧,將幾年后的稅都征了。再加上臨時征收的、多如牛毛的苛捐雜稅和軍費及物資,使廣大農民苦不堪言,甚至沒法生活下去。為了減輕農民負擔,中國共產黨在解放區和根據地,全面地廢除了苛捐雜稅,只征正稅。

在解決土地問題、減輕農民負擔的同時,中國共產黨還努力幫助農民發展生產、增加收入,并成立農會等各種組織,把廣大農民組織起來,使他們在政治上也翻了身。翻身后的廣大農民為了保衛他們的勝利果實,積極地參軍、參戰,從而使人民政權有了深厚的群眾基礎,人民軍隊有了源源不斷的兵源和支前的民工,黨所領導的革命戰爭真正成了古今中外歷史上少有的、廣泛的人民戰爭。

由于國民黨丟掉了農民,也就丟掉了中國最大多數的群眾,失去了自己的執政基礎。軍隊中的農民子弟,也心無斗志,成為國民黨軍隊兵敗如山倒的重要原因。馮玉祥在1947年5月26日就曾尖銳地指出:“人民是中華民國的主人,(抗戰)勝利以后,又隨便征糧,隨便征兵,糧征走了,人民吃什么?兒子抓走了,他這一家怎么過呢?人民都死光了,政府還有什么用?‘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違背了民意,就是違背了天意,違背了天意,還有能不失敗的嗎?”

中國共產黨依靠對農民問題的正確認識和重視,依靠土地政策的不斷完善和成功實踐,贏得了農民的支持和認同,從根本上改變了國共兩黨的力量對比,極大地推動了解放戰爭的順利進行。正如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所講的:“我們的解放戰爭,主要就是靠這一億六千萬人民打勝的。有了土地改革這個勝利,才有了打倒蔣介石的勝利”

二、得到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支持和認同

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在其統治區域實行獨裁專制,對人民實行殘酷的剝削和壓迫,人民大眾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到了1947年,南京的大學生上街游行,他們在傳單中講,印鈔機無休止的周轉下,我們學生及大多數的人民從人的生活水準降低到了畜生的生活水準,現在這個畜生的生活水準也無法維持,面臨的是嚴重的饑餓失學危機,是使難民的行列增加新的伙伴,是使餓死的骷髏增加新的骨骼。那教授的生活總會好些吧?也好不到哪里去。1947年9月23日,北京大學校長胡適主持召開了一次教授會,來了一百多位教授,大家談的、想的不是搞學問,都是研究怎么解決吃飯問題。著名的歷史學家翦伯贊在1947年寫了一篇文章,非常的精辟,他講:“饑餓和內戰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饑餓是內戰的結果,內戰是饑餓的原因,當一個人在饑餓中他一定會想到他為什么餓,只要他這么一想他立刻就會想出反內戰之口號。”

在這種情形下,廣大人民群眾除了團結起來,為爭生存而斗爭外,別無出路。正如毛澤東指出的:“由于美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代替了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汪精衛的地位,采取了變中國為美國殖民地的政策、發動內戰的政策和加強法西斯獨裁統治的政策,他們就宣布他們自己和全國人民為敵。他們就將全國各階層人民放在饑餓和死亡的界限上,因而就迫使全國各階層人民團結起來,同蔣介石反動政府作你死我活的斗爭,并將這個斗爭迅速發展下去,全國人民除此以外,再無出路。”

在這種情況下,黨在堅持農村武裝斗爭為主、城市工作為輔的方針的同時,并沒有忽視國統區的工作。抗日戰爭勝利以后,黨為了加強國統區的工作,根據當時的有利形勢,調派大批干部到各大城市去建立黨的工作基礎,特別是深入到學生和市民群眾中,建立黨的工作基礎,特別是深入到學生和市民群眾中,領導和推動群眾工作。中國共產黨在領導國統區愛國民主運動中,通過游行示威和罷工、罷課等斗爭形式來揭露和打擊國民黨反動統治。同時還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和策略。一方面根據運動發展的情況和群眾的覺悟程度,提出易為群眾接受的口號和主張,以爭取廣大群眾的支持和參加,并逐步將運動引向深入。比如黨提出了“為生存而斗爭”的策略方針,在組織學生市民斗爭時,要盡量轉移到經濟斗爭上去,只有這樣才能動員更廣大群眾參加,而且易于取得合法形式。有了經濟斗爭的廣大基礎,也易于聯系到反特務反內戰的斗爭上去。

另一方面黨中央還提出了領導群眾進行反美反蔣的斗爭,要靈活地將非法斗爭和合法斗爭結合起來。要盡量使非法斗爭以合法面目出現,要提出適合群眾迫切要求、提高群眾斗爭情緒的口號,以發動群眾,以合法斗爭掩護非法斗爭。在斗爭中,要靈活運用斗爭策略,做到有理有利有節。有理就是斗爭要有理由,要適合群眾要求,要能得到群眾的擁護和支持;有利就是通過斗爭,解決群眾提出的部分問題,或使群眾得到一些經濟上的利益,而且能在組織上鞏固擴大和提高群眾覺悟;有節就是斗爭取得一定勝利后,要靈活機動,適可而止,不僵持,以爭取時間,休整組織、總結經驗,以準備新的更大更殘酷的斗爭。

由于中國共產黨采取了正確的政策,最大限度地團結了一切能夠參加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人們,爭取了一切應該爭取的同盟者,形成了以學生運動為先導的整個國民黨統治區反帝反蔣愛國運動,最大限度孤立了國民黨反動派,國統區人民群眾“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的規模日益擴大,參加人員涉及工人、學生、教員、教授、文化人、市民等社會各個階層,逐步形成了反對蔣介石反動統治的第二條戰線。第二條戰線的形成,對于打擊和孤立國民黨反動集團,推動中國革命迅速走向新的高潮起了重要作用。正如毛澤東指出的那樣:“在中國,主要的斗爭形式是戰爭,而主要的組織形式是軍隊。其他一切,例如民眾的組織和民眾斗爭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視,但都是為著戰爭的。”

三、取得了民族資產階級的支持和認同

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是動搖的,和國民黨反動派相比他是中間勢力,但是這個中間勢力影響很大,他倒向國民黨對共產黨就不利,他倒向共產黨就極大地削弱了國民黨,所以我們要團結他們,把他們爭取過來。

解放戰爭時期,中共中央更加準確地把資本主義區分為官僚資本主義和民族資本主義兩部分,民族資產階級人數雖然很少,也沒有武裝,但他們在社會上政治影響較大,這些人在政治上要求民主,反對獨裁,在國民黨一黨專政下沒有出路;經濟上受到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排擠、壓迫,民族資本主義得不到發展。他們可以反對美蔣,或者在反對美蔣的斗爭中采取中立的態度,因此中國共產黨便有可能和必要去團結他們。由于民族資產階級是個在政治上非常軟弱和動搖的階級,所以中國共產黨對其采取了又聯合又斗爭的政策。所謂聯合是指堅定地把其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同盟軍。首先中國共產黨通過政治領導,提出符合中國革命實際的綱領、路線和政策,力求用我黨對敵斗爭的堅定性和革命精神去影響他們,并幫助、教育他們逐步接受新民主主義路線、方針和政策。其次是通過利益驅動去爭取他們,讓他們感覺到跟我們走有好處。那么給資產階級的好處是什么呢?民族資產階級希望革命后能夠獲得發展,早在延安時期,黨的政策就明確提出了在革命之后允許資本主義存在和發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給予發展便利。1945年毛澤東到重慶談判,專門約見了重慶的民族資本家,明確闡明了中國共產黨在奪得政權之后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提出要保護和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以后又提出了“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交流、內外兼顧”的16字方針。再次是用政治協商的方式正確處理和他們的關系,雙方誠懇地、坦白地就一系列政治問題進行磋商平等地經常地就某些問題展開討論,互通信息,力求協同。同時又尊重他們的利益,允許他們保持自己的意見和觀點,照顧他們的習慣,必要時對其作適當的讓步,以此吸引和聯合各民主黨派,達到長期合作的目的。

所謂斗爭是指在政治上對他們的缺點和錯誤的批評和幫助。抗戰勝利后,各民主黨派一方面和中國共產黨一起積極參加爭取和平民主、反對內戰獨裁的斗爭,另一方面由于他們原有的思想基礎的局限,有些人對蔣介石還抱有幻想,站在第三者立場上,既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獨裁統治,也不贊成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制度,而是崇尚英美式的民主政治,幻想在中國通過第三條道路實現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這是民族資產階級軟弱性和動搖性所決定的政治傾向。對此中國共產黨從團結的愿望出發,采取批評和教育的方法來對待同盟者。一方面通過革命與反革命斗爭的實踐,使他們逐步提高對中國革命前途的認識;另一方面對其錯誤決不無原則遷就,而是采取善意的批評。在黨中央領導和影響下,1946-1947年在全國許多城市進行了對中間路線的討論和批判。隨著人民解放軍的勝利進軍和蔣介石對民主黨派的公開迫害,嚴酷的事實教育了民主黨派,他們在中國共產黨幫助下,逐步放棄了第三者立場并和中國共產黨親密合作,參加推翻國民黨反動派的斗爭。

正是在這些正確的方針政策的感召下,民族資產階級的很多代表人物與國民黨越來越疏遠,越來越傾向我們黨。雖然當時蔣介石也曾經脅迫民族資產階級、資本家把廠子的資金卷走,但是絕大部分的民族資本家把廠房和資金都留在了內地。在北平解放以前,當時北大、清華等高校的知名知識分子都在北平地區,蔣介石通過胡適派了一架飛機來接這些知識分子到南京去,然后跟他去臺灣,但是最后沒有一個人搭他的飛機去,80%的頂尖知識分子留了下來。對于國共兩黨的態度,季羨林的回憶很能說明問題,他說:“實際上,我同當時留下沒有出國或到臺灣去的中老年知識分子一樣,對共產黨并不了解;對共產主義也不見得那么向往;但是對國民黨我們是了解的。因此,解放軍進城我們是歡迎的,我們內心是興奮的,希望而且也覺得從此換了人間。”正因為這樣,絕大多數人選擇留下來,和共產黨站到一起來。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選出第一屆院士81人,其中1949年隨國民黨到臺灣者9人,滯留國外者12人,逝世1人,其余59人(73%)都選擇留在大陸。這很生動地反映出中國最具代表性的知識精英對國共兩黨不同的政治認同。

當時中國人口的80%是農民,農民得到政治上、經濟上的解放認同了共產黨,可以說整個中國人口的絕大部分認同和支持中國共產黨。當時的社會精英資產階級有許多發言權、有很大政治影響力,他們也認同、支持共產黨。所以從當時中國社會的人心向背來講,是背棄國民黨、認同和支持共產黨的,這就是人心向背決定了國共兩黨的命運和前途。

 

1949年4月1日,傅作義在起義通電中說:“我們在實行所謂亂的時候,每天說的雖是為人民,而事實上一切問題,卻是處處摧殘和壓迫人民。我們的部隊,在鄉村是給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替特權、豪門、貪官污吏保鏢。我們不僅保護了這些鄉村和城市的惡勢力,而且還不斷地在制造和助長這些惡勢力。種種錯誤的惡因,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腐爛;反映在經濟上,就是崩潰;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控制和鎮壓青年學生的反抗;反映在社會上,就是勞苦大眾的生活,一天一天的貧困,上層剝削階級奢侈淫靡的享受,一天一天的增高;反映在外交上,就是依附美國;反映在軍事上就是由優勢變成劣勢。所有這些都是因為違反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最后為人民所拋棄。中國共產黨為什么成功呢?這是因為共產黨以工農大眾和全國人民的利益為基礎,在鄉村徹底解決了土地問題,得到廣大農民的擁護;對城市工商業,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鏟除官僚資本,保護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共產黨的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已經得到全國各民主黨派和人民的擁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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